1.173 亩锺之田

    时下田地，可分三类，普田，良田，美田。相对应的亩产，又分一般与高产。

    《昌言·损益》：“今通肥硗之率，十稼穑之人，令亩收三斛，斛取一斗，未为甚多。”

    普通农田，亩产三石粟。“通肥硗之率”，便是指，肥瘠平均计算得出的结果。

    提高亩产的方式，有两种。其一是灌溉法，其二是代田法。

    《史记·河渠书》：“临晋民愿穿洛，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，可令亩十石。”又载：“若有渠溉，则盐卤下湿，填淤加肥，故种禾麦，更为秔稻。高田五倍，下田十倍。”

    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另有“带郭千亩亩锺之田”之说。“（一锺）六斛四斗也”。乃是指，城邑近郊农田，亦能高产。之所以“近郊田肥”，正因肥水滋润灌溉。

    刘备营城时，行雨污分流。将各家各户，经双瓮化肥池水解的“肥水”注入田间沟渠。再加灌溉，亩产六石，实属正常。更加上还有“稻鱼共生”，一年收获，可比十石美田。

    类稻鱼共生，代田法亦足尽地利。

    如前所说，代田法能令“一岁之收，常过缦田亩一斛，善者倍之”。时下，河西四郡“换茬”兼顾“代田”，可季季大熟。

    除上述二法之外，还有更神奇的“区田法”。引《汜胜之书》所载。此法采用深耕作区、增肥灌水、合理密植、加强管理等综合高产栽培技术。按此书说：“区种，天旱常溉之，一亩常收百斛”，“秋收区别三升粟，亩收百斛”，“如此，即山区种之，大旱浇之，其收至亩百石以上”，“十亩收千石，岁食三十六石，支二十六年。”

    此产量，实在是高到令人发指。然蓟国将作馆，一直未能试种成功。

    刘备读《汜胜之书》时，窃以为。此乃描述，帝国江南“一季三熟”之美田。不同作物轮作套种，才能如此高产。

    就蓟国如今的晚稻种植而言，一年一季，已是极限。

    陇右梯田因地势较高，灌溉不便，肥水亦无法顾及。且又是刚刚开辟，野地未得驯化。羌人耕种，亦是新手。能有多少亩产，刘备实无法估计。

    首批开镰的麦田，统计后上报。足有三石新麦。

    消息传来，刘备及幕府属吏，皆松了口气。以每户五十亩计，可得新麦百五十石。可活壮劳力五人。以一家老小计，足可养活二十五口。

    羌人行“饶妻制”。家中人口众多。然通常亦不过十余口。二十五口之家，亦是诸如豪帅一类的羌人大户。若能亩产三石，陇右从此得安。

    且，今年只是初种。农时、节气，天时、地利，皆未竭尽所能。来年精工细作，再行代田法，“一岁之收，常过缦田亩一斛，善者倍之”。“缦田，谓不为甽者也。”即不开沟，不分行，将谷种散播在田中，产量很低。陇右先前多采用此种耕作方法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代田法，每亩均产，能提高一石。

    待陂渠修到田间地头，坂上溪水能尽灌溉之力。若无坂上溪水，亦可层层架设龙骨翻车，引谷中溪水上坡。想必产量亦会增加。若也能提高一石。两项相加，足可增产二石。陇右梯田若能达均产五石。则万事备矣。

    种田十倍利，经商百倍利。

    就时下而言，刘备不希望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商人或是仕人出现。民以食为天。对于封建时代而言，土地的重要性，不言而喻。然，土地的价值，也必将被刘备潜移默化的稀释。

    户户有良田一顷。维系一家丰衣足食。农作机关器，及畜力的普及，最大程度的解放生产力。种田家中老农即可。大量的壮劳力，往来丝路，僦车西行，赚取百倍利益。如此，农工商结合，当称富足。

    换言之，刘备将农田的定位，只为养家糊口。绝非要通过农耕，发家致富。很简单。若行种田致富，势必要囤积大量的土地和劳力。此，绝非蓟王所愿。

    换言之。一旦蓟王主宰天下。将严格限制土地的拥有量。与户户人口、爵位、功勋、品秩等，直接挂钩。土地只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所需。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或做工、或经商、或从戎、或出仕，不一而足。终归要为国所用，创立丰功伟业。

    在刘备看来，地位从来不是考验赚钱的能力。而是要能为国牟利，为民做主。终归能“恩泽广被，惠济无远”。

    那时，再去衡量个人定位。

    大汉等级分明的封建礼制，若能公正实施，合理引导，可堪大用。

    民爵几等可乘车，三百石可穿彩衣，二千石配水苍玉，诸如此类。时人之衣食住行，吃穿用度，一切皆与品秩比同。军人杀敌立功，商人捐资助国，匠人物尽其用，仕人守土安民。皆是向善之道。只需合理设置晋升条件，并严格执行。乃至士农工商，殊途同归。当最大程度趋利避害。

    再加上大汉不禁刀剑弓弩，却传承有序。时人皆心存信义，刘备有这个信心。后世皇朝，因礼乐崩坏，道德沦丧，人心不古，道义无存。而无法实现的升平世界，天下大同。我大汉定能实现。

    民心向善是其一。民有刀剑弓弩是其二。

    那些杀人不见血的蝇营狗苟，官场现形，能抵挡唇枪舌剑，能抵挡长刀利箭否？

    “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及盗抵罪。”奈何，我大汉还时有大赦天下。

    杀人重罪。不出三五年，便可出狱。有何惧哉！

    党锢前，有方士张成，从大宦官侯览处得知朝廷即将大赦，便唆使其子杀人。李膺将凶手逮捕到案，准备法办。不料第二日，大赦令已颁下。张成得意言道：“诏书既已颁下，便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子释放。”此话传至李膺耳中，李膺言道：“张成预知大赦，而故意教子杀人，大赦焉能轮其子！”遂下令将其子斩首。

    此事虽直接导致第一次党锢。然，细究起来。足见我大汉法理与道义并行之风。

    同样是杀人死罪。何人可赦，何人不可赦。一言蔽之，义之所存，民心向背。

    赵娥为报父仇，杀人投案。县令欲与她弃官同亡。朝廷大赦其罪。各级官吏齐声赞颂，为其著书立传。

    而方士张成唆使其子杀人。遇赦不赦，当日枭首。

    煌煌天汉，有此法理与义理并存。再有蓟王刘备，何愁天下不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