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、改制

    数日后，长安朝廷雨点一般颁下多道旨意。

    首先，期以三月中旬，大驾还洛。

    其次，升长安为西京，任裴该为留守，并加大司马衔——反正前任王浚都已经凉透了——仍领大都督、录尚书事，于长安寻机进讨上邽司马保。这等于是在关中设置了行台。

    所谓“行台”，就是“行尚书台（省）”的简称——“行”有流动、临时之意。自魏晋以来，朝廷重臣出师或者出镇，国家大事若不能由中央独断，而必须汇报给在外的重臣知道，则往往加行台之号，等于多设置了一个临时政府。因为主要政务都出自尚书台（省），因而后来逐渐成为通例，凡尚书省主官在外者，则必建行台。

    好比说当日东海王司马越官至太傅、录尚书事，则其离洛阳而出镇于项，即设行台——不设也不行，司马越几乎把朝中重臣一多半儿都带走了，则洛阳政府还怎么管事儿啊？

    此后洛阳城破，晋怀帝被掳，于是荀藩在河阴设行台、苟晞在仓垣设行台、王浚在蓟县设行台，都算是临时政府——因为尚无新天子践祚，所以不能够真立朝廷、建尚书省。

    如若天子归洛，裴该留镇长安，但仍然保留录尚书事的头衔，则必建行台。不过裴该如今的职位和权力都可与当日司马越相拮抗，他却不肯象司马越似的，把多半儿重臣都绑在身边——实话说就连老丈人荀崧他都不想多见——而让完整的尚书省班子跟随天子前往洛阳。意思很明确，我虽名为录尚书事，实际只管西京留守事，虽名为都督中外军事，实际只领关中兵马。

    那我都这么让利了，则对于关中军政，荀组、祖逖你们不好意思置喙了吧，应该由得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吧？

    升晋裴该的同时，也加司徒梁芬和骠骑将军祖逖平尚书事，拜散骑常侍裴嶷为雍州刺史，拜裴轸为上洛郡守。

    关中群臣，多有升赏，河南百僚则多不领朝职，唯进祖约为尚书。则待天子还洛后，中朝重臣自祖逖以下，乃是太尉荀组、司徒梁芬、尚书左仆射荀崧、右仆射华恒，以及尚书梁允、荀邃、组约、邓攸、殷峤、李容，此外还有门下侍中梁浚、宋敞和散骑常侍华辑、严敦。

    为天子聘梁浚侄女为后，待归洛后即择吉日大婚。

    此外，命右卫将军裴丕率两千军屯扎河南，以为洛阳之护——裴丕麾下，一半儿是旧徐州军老卒，如今多家河南，一半儿为关西新收编的兵马，且特有“凉州大马”二百骑，可以极大增强军队的机动性。

    诏命既下，人心大定，众皆踊跃。而且大家伙儿也都瞧明白了，裴公虽然交出了天子，却进位大司马、西京留守，建行台，则其于关中的权势更为稳固；加上朝中重臣，几乎一半儿代表西人利益，一半儿代表东人利益（这一半儿还泰半为裴该旧臣），态势均衡，估计是裴、祖二公讨价还价的成果。

    且在裴该进位，并将裴彬、裴暅塞入尚书省，裴轸、裴丕环列都邑，诸裴尽皆显赫的同时，祖约也得任尚书，则祖逖平尚书事，手握天子，其位隐隐超迈太尉荀组与司徒梁芬，坐稳了朝中第二把交椅。此后天下高门，或将无过于裴、祖矣。

    此前亦多有识之士，担心雍、司两州就奉驾还洛之事而起龃龉，于国不利，甚至于还有谣言传出来，或道司州军将进逼华阴，以“迎”天子，或道裴公欲塞华阴，且请诏命讨伐祖逖……等到此番诏书一下，人心方定，都庆幸重臣和睦，上下一心，则国家振兴有望。

    不过就总体而言，在舆论上，裴该得分要远高于祖逖。此前不少士人怀疑裴该将效司马越、索綝之行，势不能久，就此方才释然，纷纷走出他们的隐居之所，或长安，或洛阳，投谒请仕。

    司马邺大驾起行，东归洛阳，在梁芬、荀崧的主持下，祖逖、荀组的迎接下，仪仗辉赫、声势浩大，仿佛是在明告天下臣民，国家日益强盛之势——自也不必冗述。

    且说裴该送走了皇帝，转过脸来，便即召见一名远来之人——乃是河东汾阴的豪族薛涛薛大渊。

    薛家派人来跟裴该联络，本在情理之中——此前裴该也曾多次遣人密往河东，联络闻喜本族，虽然都被胡人给堵了回来，间中亦与薛氏有所沟通——然而薛涛自己乔妆改扮，秘密西渡，直抵长安，却大大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。

    薛涛申以投效之意，并且说：“我本裴氏婿也，欲请裴氏致书，拜谒裴公，惜乎不得……”随即就把裴硕的担心和理由，大致解说一遍——“屡请而不得书，本不敢行。今闻裴公归天子于洛，独镇关中，天下咸谓为贤相，虽汉之萧、陈无以过。臣仰慕之诚日切，是以贸然来谒……”

    实话说若非从裴氏那里始终得不到介绍信，薛涛是绝不会亲自过来的，而既然空着手，若不亲身前来，岂见诚意，怎么可能得到接纳呢？终究他本人都是白身，那若再派个同族过来，有什么资格拜见裴该？

    其实裴该欲得汾阴薛氏久矣，只是一时联络不上同族，又为朝中琐事牵绊，所以招纳薛氏还提不上议事日程。等到薛涛亲自跑来谒见，裴该当即盛情款待，全无薛涛担心的世家重臣惯有之倨傲姿态。薛大渊不禁暗想：果是贤相……我这回算是来对啦！

    裴该乃问薛涛：“平阳知我归天子于洛之事否？做何评价？”

    本国人的评价，见粒米而可知太仓，长安内外士人是怎么想的，估计全天下晋人也都怎么想。但是胡汉方面，对此又有何看法呢？薛大渊你知道不知道？

    薛涛点点头，说我有所耳闻——“前还洛之诏下，消息报至平阳，晋戎诸臣……诸逆皆蹙眉，云我晋君臣和睦、重臣齐心，必为胡之大患。还有人跑去奉劝刘粲，说晋无失德，不可遽图，当固守黄河天险，以待时势之变。然而刘粲却道……”

    说到这儿，略略停顿一下，斟酌辞句。裴该笑笑：“卿但明明白白复述刘粲之语可也，不必曲饰。”

    薛涛大着胆子回答道：“刘粲云：‘汝等皆云裴该是晋之忠臣，我却不信，世间焉有至公无私如此之人乎？即彼父裴……’”顿一顿，终究还是把裴頠的名讳给咽了——“彼云即先裴公亦无如此心胸。刘粲乃道：‘裴该不过是自欲王关中而已！’”

    裴该听得此言，不禁莞尔。就听薛涛继续说：“人皆不信，刘粲便云：‘且观裴某之政，若彼一从于旧，是无野心，我当自抉双目；若彼跋扈妄为，擅改旧制，则必欲王关中无疑！’”

    裴该再也忍不住了，不禁手捻胡须，仰天大笑起来。他嘴里不说，心里却想：不意刘士光倒知我啊，果然最了解你的人，往往都是你的敌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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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司马邺前脚才走，裴该后脚便以大司马、大都督的身份，承制出台了一系列崭新的规章、政策。

    首先按周礼“大国三军”之义，将各营兵马统合为前、中、后三军。大司马前军合“雷霆”、“武林”共五营，以郭默为前军帅、陆和为前军佐、裴度为军司马；大司马中军合“劫火”、“骐骥”、“灞上”共七营，以裴嶷为中军帅、甄随为中军佐、胡焱为军司马；大司马后军合“厉风”、“蓬山”共六营，以陶侃为后军帅、刘夜堂为后军佐，裴寂为军司马。

    各军皆可自行招募士卒，送长安整训后编入现役，每营的总额放宽到五千。

    ——裴该确实打算以关中沃野，供养十万虎贲之师。

    其次以士人流亡、迁徙过多，各郡国中正亦多缺额为辞，暂停中正品评，恢复汉代的荐举制度，要求各郡国守相岁举孝子、廉吏、博学、鸿才，总额二十，各军帅、佐、司马岁举勇锐、知兵，总额十人，均公车送至长安备考。裴该把后世科举制度的某些条文硬性塞入，凡人才均须分科目笔试（勇锐尚须试弓马）、面试，不问出身，但看才学，通过者始有为将、为吏的资格。

    其三，丈量田土，核查隐户，杜绝逾制。此前趁着动乱，很多豪门大族往往多占田亩，逼佃为奴，如今要求他们把逾制的奴婢放为平民，把逾制的田地归还官府——只是过去为了屯田答应商借的，暂不没收，以免有朝令夕改之嫌。

    至于家宅、服装、车马等逾制之事，裴该则一概不论。对那些有钱且肯消费的人，不论身份、地位，只要你别戴着梁冠、伪造印绶出门，哪怕自己跟家里穿戴起来显摆过瘾，一切随便。这算是给很多豪门留了面子，作为限田、限奴的补偿。

    当然啦，最为拥戴这条新政的，还得说是此前毫无社会地位的商贾。而对商业，裴该唯定盐、铁专卖，粮食限价，其余商品可以任意流通，收取交易税十分之一，各地都不许私设关卡额外征收。

    再悬榜以召擅长农田、水利、畜牧、机械、医药等诸技的人才，不论前为工、商还是农人，不分晋、戎，一旦试用有效，便即授予九品职禄，供奉长安。作为“立木赏金”的表率，首先得授为吏的，正是那位吴地商人郁翎。此前郁翎奉命前往梁州购粮，果然陆陆续续运了上万斛粮谷返回长安来，裴该乃以官品为酬，并赐锦袍。

    他还生怕商贾们害怕政策很快会变，不敢逾越国家制度，所以啊——郁子羽你先把这件锦袍给我穿起来招摇过市吧。

    在《晋律》之外，由裴嶷主持，另外编订《长安行台诸事补阙》，对于某些条文加以修改，并且要求各地守相、长吏，断案根据都要先与《补阙》相合。

    这种种政策，自然会遭到来自下属的各种谏阻——甚至于裴嶷——对此裴该不厌其烦地加以开导、譬解，说如今关中兵燹初息，正当用人之际，我这才不问门第、出身，广泛招纳人才。当然啦，你们也别担心，我本身是世家出身，不可能过于倾向寒门的。他还拿曹操作比：“昔魏武数颁《唯才是举令》，不问细过，但观才能，待北方初定，始用‘九品中正’，正此意也。”

    意思是，我这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暂时出台的临时性举措，等到天下——起码关西——太平了，自然要改回旧制，九品中正也必然恢复。

    ——当然了，到时候是否恢复，到时候看情况再说，即便我今天口头承诺了，将来也可以当做放那么一种不文的气体。

    裴嶷担心裴该的步子迈得太大，将会受到世家的抵制，导致政令难以畅行，对此裴该的解释是：“时不我待，且今日若不行新政，异日恐更将为难……”

    “八王之乱”和“永嘉之乱”，给正在蓬勃兴起的世家大族以沉重一击，此后他们只能侨居江南去占田养奴，发展庄园经济。而在北方，残存的世族被迫与新兴胡汉军阀联手，相互妥协，以求共存，一直到北魏时期都不能算真正兴旺起来——比起江南世家，屁也不是。

    隋和唐初的短暂和平局面，国家政策从武功日益转向文治，本来给了这些世家以重振的机会。可惜时移事易，新朝不再需要傍着世族来稳固统治，于是到了武周前后，世家政治终于彻底让位于官僚政治。

    所以裴该觉得，关西的世族势力本来就单薄，再经兵燹，如今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，况且自己一举而平定全雍，颇炫耀了一番赫赫武功，则若不趁此时机更制，等到关西世族缓过劲儿来再动手，阻力必然更大。

    裴嶷颇以裴该所言为然——他虽然同样出身世家，且并无背离本身阶层的意愿，但世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啊，别家衰败关我屁事，只要我裴氏牢固不摇就成了呗——为此经日筹谋对策。最终在反复考虑之后，前来建议裴该：“昔王莽托古改制，其法虽荒谬，亦颇蛊惑当时；则今文约欲更旧制，亦当有所托也……”